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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前教育如何從“量”到“質”?

巴中政協網  BZSZX.GOV.CN  時間:2015-04-22  來源:四川政協網
    近年來,我國各地高度重視學前教育的發展,學前教育的投入逐年上升,2011年開始實施的第一期3年行動計劃完成后,學前3年入園率已經達到67.5%,2014年開始第二期行動計劃目標是入園率達到75%。盡管如此,老百姓依舊抱怨入園難、入園貴。針對學前教育發展中的問題,多位委員展開了調研。
  ■農村幼兒教師人均月工資不足千元
  朱曉進委員建議提高農村幼兒教師待遇
  “學前教育在不同區域的發展很不平衡,城鄉差距尤其明顯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朱曉進前段時間曾對江蘇農村學前教育進行調研,他發現農村學前教育合格教師缺口很大。“農村地區學前教育教師總數嚴重不足,一些幼兒園師生比高達1∶30,多數幼兒園師生比在1∶23至1∶26之間。”朱曉進發現,在一些偏遠地區,學前教育師資更是匱乏,比如蘇北某地區109個農村辦學點,每個點都只有一名教師負責。在蘇南地區的個別落后農村,依然還有混班教學的,絕大多數鄉鎮幼兒園無法配齊兩教一保,男性幼兒教師更是嚴重缺乏。
  “許多幼兒園直接使用小學一年級教材,以學拼音、寫字、做數學題為主,存在嚴重的小學化傾向。”朱曉進調研中發現,由于很多學校幼兒園隸屬中心小學管理,沒有獨立建制,沒有經費保障機制。教師沒有什么教研活動,幾乎沒有外出學習和培訓機會,導致教師教育理念嚴重偏移,一些農村幼兒園在教學形式和方法上,室內活動與小學上課同步進行,“許多農村的幼兒園每天4~5節課,每周20~25節課,上課時間為40分鐘。”
  更讓朱曉進感到吃驚的是,農村幼兒教師的工資低到難以想象。以蘇北某地區為例,除去保險外,農村學前教育老師人均月工資為950元。蘇南某地區,月工資收入拿到手的最高1705元,最低1016.1元。蘇中某地區,月工資收入較低,最低為1120元。“這么少的收入,已經逼近甚至低于最低工資標準,導致優秀人才不愿問津。已經招錄的人才也逐步流失。”朱曉進感嘆。
  針對農村學前教育的現狀,朱曉進建議:“第一,建議強化政府主導和監管職能,建立學前教育發展經費保障機制。在加強財政扶持的同時,拓寬籌資渠道,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,專項用于農村幼兒園辦園條件的改善。第二,提高農村幼兒教師待遇,公平公正地保障農村幼兒教師的合法權益。第三,拓展學前教師培養渠道,加速師資數量的提升。第四,積極推進農村幼兒園在職教師的學習與培訓,關注教師專業發展,有效提高師資的質量。”
  ■“自辦園”令人堪憂
  葛劍平委員建議完善學前教育管理制度
  “在北京近36萬兒童入園統計中,約一半的兒童在‘自辦園’入托,其招收的幼兒中流動人口子女占到90%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民盟中央副主席葛劍平給記者報了這樣一個數據,葛劍平告訴記者,這些“自辦園”大都是由個人自籌資金、自尋場地、自招教師、自主管理,以小型家托和打工子弟幼兒園為主。
  由于部分“自辦園”是租用閑置的農民自建房或老式公寓房,大多空間狹小,幼兒聚集密度大,辦園條件簡陋,存在著一定的安全隱患。環境衛生、安全防護、保健措施、玩教具設施落實不到位;加之缺乏合格師資和保教人員,教師流動性大,教學使用無規范的課程、教材,教育質量得不到充分的保證等問題,也不禁令人擔憂。
  “外來務工人員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農民工,為孩子選擇幼兒園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費用。”葛劍平說,盡管“自辦園”因安全檢查而面臨取締的命運,但進城務工家長對于“自辦園”的需求依然旺盛。“公辦幼兒園上不起,孩子在家沒人看,在這兒托管好歹有人看著已成為務工人員的普遍心態。”葛劍平說。
  當前,“自辦園”日常運轉經費主要來自家長繳納的保育費,極少有政府及社會的資助。“在‘以生養園’的現實狀況下,一些辦園者有的最大程度地招收生源,增加班額;有的克扣幼兒伙食,有的低薪聘用非專業教師、工作人員或少配教師和保育員,以此來減少支出,降低成本。”
  葛劍平擔憂,由于這些“自辦園”沒有被納入現行的管理體系,因而處于自生自滅、畸形發展的尷尬境地。
  為此,葛劍平建議,一是變堵為疏,研究制定有利于“自辦園”健康發展的扶植政策。要因勢利導,變堵為疏,在辦學條件和辦學水平上給予“自辦園”必要的政策支持,調動民間辦教育的積極性,在物力、人力、財力等方面給予支持和幫助,切實提升非正規學前教育的服務和教育質量。
  二是分類管理,完善學前教育管理制度。可根據實際狀況,適當考慮降低審批標準,制定適宜打工子弟幼兒園的行業標準,增加非正規學前教育組織合法辦園的可能性。
  三是本著教育主體多元化的原則,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辦園。
  四是加強立法,建立健全學前教育制度。國家應盡快制定出臺《學前教育法》,進一步明確學前教育的法律地位、政府職責、管理體制,促進學前教育健康發展,逐步實現學前教育的公平性。
  ■0-3歲早教機構良莠不齊
  劉焱委員建議將早教機構納入社會公共服務體系
  “我國目前大概有8000萬0-3歲兒童,家長對早期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強,越來越多的嬰幼兒被家長花費重金送進早教機構接受早教,早期教育機構數量快速增長。但是,令人擔憂的是當前早期教育機構良莠不齊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焱告訴記者,從1998年我國第一家早期教育機構誕生以來,到現在早期教育機構遍地開花,早期教育機構一直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。
  “大多數早期教育機構以咨詢公司或親子園、教育培訓中心等名義在工商局注冊登記處注冊運營,沒有任何行業準入標準。教育主管部門只負責幼兒園的準入和管理,不負責早教機構的審批、登記和監管。早期教育機構從誕生以來就一直處于無人監管的狀態。”劉焱在調研中發現,目前我國大部分早教機構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,學歷整體偏低,缺乏專業訓練,主要由機構自己內部培訓,培訓時間短,少則10天,多則3個月到半年;培訓內容不規范,專業化水平低。
  “有的早教機構打著國外引進的旗號,把一些在國外或境外都不被認可甚至被禁止的早教課程包裝后使用,有損于嬰幼兒身心健康。”
  此外,劉焱在調研中還發現,目前早教機構收費價格混亂。“早教機構收費項目、收費標準均為機構自行制定,大多以課時制打包收費。少則每學時收費幾十元,多則200元以上,被家長認為是‘搶劫搖籃’。”劉焱說,不少機構財務管理混亂,家長交費后拿不到正規發票;如果要退學、退費的話,更是困難重重。
  為此,劉焱建議,把0-3歲兒童的早期教育納入社會公共服務體系。“十二五”教育規劃明確提出,“推動學前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結合,依托幼兒園,利用多種渠道,積極開展公益性0-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指導服務。”2013年1月,教育部又下發了《關于開展0-3歲兒童早期教育試點的通知》,決定在上海市、北京市海淀區等14個地區開展0-3歲兒童早期教育試點工作。這些文件的頒布,應當說已經明確了教育部是0-3歲兒童早期教育的主管部門。
  “作為主管部門,教育部應當承擔起對于早期教育機構的管理和監督責任,建章立制,加強對于早期教育機構的指導和監管。”劉焱告訴記者,早在“十一五”期間有些省市就已經開始了依托社區和幼兒園開展0-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,開啟了把0-3歲兒童的早期教育納入公共服務體系的探索實踐,積累了可貴的經驗。例如,浙江省平陽縣人民政府在2014年8月已經出臺了《關于加強0-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》,探索建立政府統一領導,職能部門分工負責的工作機制,構建形式多樣的早期教育服務網絡,切實把0-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指導納入公共教育和衛生服務體系。還出臺了《平陽縣早期教育機構設置基本要求》。
  “建議教育部總結各地成功經驗,盡快制定0-3歲兒童早期教育機構管理條例,為地方教育部門將0-3歲兒童的早期教育納入工作范疇,介入早期教育機構的日常監管和指導提供依據,為我國早期教育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,造福千千萬萬的家庭與嬰幼兒。”劉焱委員呼吁。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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